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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听大使馆两度劝返者:我没有“千里投毒”

发布时间:2020-09-23相关聚合阅读:

原标题:不听大使馆两度劝返者:我没有“千里投毒”

3月初,南京农业大学大四学生鲁佳斌按毕业环球旅行计划抵达非洲。不巧,新冠病毒与此同时跨越撒哈拉沙漠,向非洲南部蔓延。

为控制疫情,非洲多国关闭边境,取消国际航班。自此,鲁佳斌被困非洲,至今已逾半载。

滞留非洲期间,鲁佳斌或靠签证或借行贿偷渡辗转20余国,其中不乏恐怖活动高发地带及热带疾病肆虐地区。中国驻外大使馆两度公开发文劝返,依旧未能改变鲁佳斌的脚步。9月11日,继疟疾之后,鲁佳斌确诊感染新冠病毒,不得不留在布基纳法索一医院里接受隔离治疗。

鲁佳斌的非洲之行经大使馆通报、媒体报道后引来舆论风暴,“作死”、“千里投毒”、“浪费国家资源”等谴责咒骂此起彼伏。在被其“一个人承包”的医院里,在等待出院通知之际,鲁佳斌接受了观察者网的远程采访。

【采访/观察者网 李泠】

·滞留非洲

观察者网:你3月份从欧洲游至北非,那时新冠疫情有在全球蔓延的趋势,为什么会选择继续自己的旅程?

鲁佳斌:环球旅行计划很多年了,为了进行这项计划我首先要经济独立,摆脱家庭束缚,参军入伍,后来又弄摄影工作室,就是为了多挣些钱,在我大学毕业前完成我的理想。

先从国内开始,旅行的地方沿着亚欧非逐渐扩大,我之前都克服那么多困难了,不可能因为疫情而放弃。即便疫情在非洲全面爆发以后,我也尝试离开西非继续旅行。后来因为确实经济不济,长期滞留全靠家里接济,父母也想我,所以我才决定回去。

尼日尔河畔(作者供图,下同)

观察者网:看你的微博分享,在非洲你一路上被人叫“新冠病毒”,都如何回应?

鲁佳斌:我并不会因为别人叫我“新冠病毒”而感到愤怒,因为我理解这是当地人的无知,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,他们也喜欢开玩笑。我也会遇到真的恶意,比如竖中指这样挑衅行为,对此我确实会恶心。

但我觉得无论别人如何嘲笑我或者中国,都比各位厉害,比各位强,比各位自信。大部分的愚昧都是教育落后的结果,应该选择宽容。

非洲南部生活

观察者网:记得你在微博里提及他们叫你“新冠病毒”,后续试着加入他们,和他们聊天、打成一片,后来他们的问候变成早中晚问好。是怎么和他们交流的?

鲁佳斌:用现学的法语。从毛里塔尼亚开始就是法语区,一开始我住在法国人家里,一对法国夫妇教我法语;到了马里之后,我系统地上完了初级法语课。那些人喊我“新冠肺炎”,我和他们聊吃啥去哪干啥了、话费怎么充等生活琐事。

观察者网:你说过在非洲“天天要和别人斗智斗勇”,能多分享一些故事么?

鲁佳斌:斗智斗勇的故事就比较复杂了。我到达毛里塔尼亚边境的时候,有人冒充海关,收了我护照,然后带着我去换钱,可是我没带现金,他就领着我去取钱,结果我拿的是万事达的信用卡,那边银行只能刷visa卡,也就导致我无钱可骗。

我到塞内加尔的时候没有签证,被拒绝入境,当地人跟着我说有地方可以办,领着我又去了毛里塔尼亚海关。结果因为我毛里塔尼亚签证已经用过一次(刚刚出境),需要再办一次。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直接出门,离开边境回到毛里塔尼亚首都,可是当地人骗了我,害得我又要办一次签证。我返回毛里塔尼亚首都的时候是凌晨四点,回到法国人家里。第二天找到法国兴业银行取钱,因为边境一折腾,我备用金100美元花完了。后来我办了塞内加尔的签证,出发去了塞内加尔。

在马里边境,也有摩托车司机疑似想要骗我进偏僻树林抢劫我,幸亏我及时发现下车。再比如坐黑车,从塞内加尔到马里的路上,当地人一次1500西非法郎,却问我要20000,就因为我是外国人。你又不能不坐,要想方设法砍价,没办法了只能搭便车。

搭黑车回毛里塔尼亚首都(作者供图,下同)

观察者网:一路走来,有没有哪一情境下,后悔来非洲?

鲁佳斌:我倒是没有后悔来非洲的时候。我在非洲的日子大部分时候都很苦,但是我知道我每天都是新的,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,不会觉得无聊。

观察者网:看你的微博,里面多次提到没有实惠的飞机票,所以选择继续前行,有新奇体验的同时也能挑战自我。好奇一点,什么情况才能让你决定立马买机票回国,不管票价多少?

鲁佳斌:只有一个情况会让我不管票价多少回国,那就是我家人有事。

观察者网:妈妈每天都要看你发的朋友圈,爸爸看新闻说疫情要持续一两年,让你实在不行就在非洲找个工作,结果爸爸的建议被您妈妈否定了……这些生活片段分享很有趣。对于父母的担忧,您是如何安抚的?

鲁佳斌:我平常不太喜欢他们过多关注我的旅行,因为他们没办法了解我的真实生活,媒体又会把我的生病之类的经历写得过分夸张。

其实无论是战区也好,首都也好,我的生活总体上都是平静的,除了七月马里暴乱。

7月11日,巴马科发生动乱

观察者网:在疟疾之后又感染新冠,能否介绍下新冠确诊后的隔离日常?

鲁佳斌:我今天更新了微博,因为协调不通,昨天出院的计划取消了,我现在还住在医院里,医院的意见是明天出院(可能)。我倒是挺喜欢住在医院里的,因为是免费的。我平常的隔离生活就是接受接受采访,刷刷微博或者看看剧。

观察者网:出院后有什么安排?

鲁佳斌:飞伊斯坦布尔,再去埃及,等11月份回国。

观察者网:日后若也有人想像你这样在非洲徒步,你有什么建议吗?

鲁佳斌:记得买保险。此外,假如你把徒步定义为人生意义的话,你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选择,应该向前走,不要去管别人的评价。

在我父母眼里,出门等同于上战场;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,做什么都是在作死。我完全不觉得我在战乱区的生活有什么不好,我的生活很平静很快乐。

·回应质疑

观察者网:自被媒体报道以来,你火了,但看微博、B站、知乎等社交平台,支持者有之,更多却是负面评论,大部分是批评、辱骂甚至诅咒。这些舆论对你有什么影响吗?

鲁佳斌:网络上的批评主要分两种,一种是比较善意的,比如出门在外对家里人有影响,他们也担心旅馆小哥会被感染。这样的批评我一般会专门写微博回复。旅馆小哥最近出入还比较正常,我的主治医生也没有被我影响。

有些批评比较直接尖锐,如“中国不欢迎你”、“你为什么不留在非洲”,再或者诅咒“你为什么不死在非洲”之类,我觉得这种批评素质太差。要是骂一两句,我还能接受;要是评论,我一般会拉黑;有几个黑粉长年累月追着我骂,回国之后还是要找他们算账的,因为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

观察者网:从踏上非洲那一刻到如今,你得两回大使馆通告,但你否认“蹭国家资源”,指出大部分是靠自己完成。能否梳理下这一路走来,大使馆都为你提供了哪些协助?如何看待他们让你“快返航”的呼吁?

鲁佳斌:在被舆论裹挟之前,我和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的关系还很不错;舆论把我和马里大使馆推到了对立的角度,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尴尬。其实马里大使馆在不少地方帮了我,不仅帮我解决签证问题,还帮我解决住宿问题——当然,住宿费用是我自己出的,价格和其他旅客一样,但我还是很感激他们。此外,驻马里大使馆有位大哥帮我联系了修电脑的人,我都特别感激,都写在微博里了。

驻布基纳法索大使馆发文的时候其实比较晚了,那时我的疟疾已经治得差不多了。所以“领事直通车”发文前可能没有打电话问布基纳法索的同事。他们确实提供了咨询服务,但发文前没再确认下情况。“领事直通车”这篇文将我和驻布基纳法索大使馆的关系扯到对立面上,我当时也比较生气,回应得也比较激烈,其中确实措辞不当,我也承认错误。

“领事直通车”呼吁“非必要,不出国”

鲁佳斌的微博回应

之后驻布基纳法索大使馆也帮我协调了核酸紧急测试。我在得知自己新冠检测阳性后,服从布基纳法索政府的隔离要求,坐车来医院。当时大使馆送了我药品、水、蚊香片、热水壶等一些必要生活物资。平常大使馆也会联系我,询问健康状况。我很感激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提供的帮助。

观察者网:你在微博里谈道,“本来不打算做核算检测,打算花点钱买通海关直接过去的。但是大使馆这边做了工作,安排了紧急核算检测……”。你否定了回国“千里投毒”的质疑,但网友们认为你在非洲、中东到处走动,也会传染其他人,这也属于不道德行为。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一指责?

鲁佳斌:原本土耳其那边不需要核酸检测证明,我知道这一政策,所以我打算直接过去。很多人说我“千里投毒”,我说只有土耳其人能质疑我,是因为土耳其人知道自己的政策。

我也不是对飞机上的人不负责,一是政策不需要核酸检测证明,二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得了新冠肺炎。要是我知道的话,我也不会去坐飞机。新冠确诊后,我也比较尴尬。

观察者网:你2017年从陆军退役。按一般人的理解,军人更重视纪律,更会遵纪守法,结果在非洲过关时几次偷渡、行贿。虽然按你所言“贿赂或者偷渡在非洲是很普遍的事情”,但它毕竟是违法的……怎么解释这种矛盾?

鲁佳斌:大部分士兵从部队退役后喜欢有军人光环,但我不一样,我不想戴军人光环。我退役后写过很多写实性的部队文章,反思我在部队遇到的问题。我不觉得一个劲地说部队好就是在帮它,并不是这样的;反思在部队遇到的问题,不合理的地方也需要提出来,这样才能真正地为部队、官兵考虑一些事情。

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军人光环摘掉了,我觉得这身份给我带来的虚荣心远远大于自豪感。别人夸我退伍军人怎么怎么厉害,我觉得并不是,我只是在干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无论是在新兵营还是去北京学习,学修飞机或做电子设备维护,再或下到基层连队做文书工作,每天跑机关跟人打交道,我觉得这些工作很重要,但是也很普通。我跟普通工人老百姓没有多大区别,都是在奋斗,更多情况下他们可能比我还辛苦点。

我退伍三年了,我会怀念部队里的日子,怀念和战友一起工作的时光。我会经常想起那些日子,那些日子苦涩,但是值得回忆。仅此而已,当你离开部队,你和部队其实就没有关系了。

退出现役后再以士兵的要求去要求自己,这没有问题;但是你要用士兵的道德去要求别人,那是很过分的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。而且,当我成为旅行者后,我更多将客观和真实定义为旅行的意义,要去经历更多值得经历的事情。这时我会觉得原来的身份限制了我去追逐那些东西。当我摘下士兵光环的时候,我不再受原来身份的束缚,我想成为另一个人,一个在非洲大地上自由自在的人。

躲在卡车座位后面的夹层里,偷渡到马里

观察者网:有网友问你出了国是否更爱国,你说“恰恰相反”。为何会这么说?

鲁佳斌:因为我在非洲国家生活的时候,发现非洲国家也在撤侨,撤得还挺给力,一次性把人都运回去了。法国人也撤侨,但他们撤侨是收费的。这边原来是法国殖民地,每周都有固定的航班回去,对于法国人来说,回去很便利。

中国大使馆确实也做了工作,给我们发些口罩等医疗用品,但大部分中国人在非洲这边生活其实挺艰难的。回中国的航班大半年只有一趟,机票价格确实高,但比商业航班便宜些。然而,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坐这飞机,我不选择坐等同于把机会留给别人。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活着等来回家航班的。我记得六月份有个中国姑娘在非洲得疟疾死了,遗体过了几天才被发现。

我觉得我是个特别幸运的人,因为我有流量、有关注,虽然名声不是太好,但至少大家都关注我;而大部分海外公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,他们只能默默忍受。而且国内舆论对海外侨民这块不太客观,认为侨民回去是“千里投毒”。其实不是的,一个人选择回国是他的权利之一,国家是他成长的地方,为什么回国还要饱受非议?

所以当我生活在海外的时候,跟国内的情绪是截然不同的。国内体验到的可能是国家福利、社会安稳,但另一方面,海外侨民牺牲自己的利益,坚守在海外,大家没有看到这点,没有人感谢他们的牺牲。疫情割裂了社会,我选择留在非洲,对于有的人来说也是种希望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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